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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宇登录】由《装台》带来的陕西文学思考:精神未断,何

      最近由作家陈彦小说《装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让不少观众与读者将目光再次聚焦于陕西文学与文化。其实,在2019年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之时,就有观察者认为,陕西文学的精神脉络没有中断,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电视剧的播出再次将其推向热潮。

      ▎陕西文学的精神脉络

      不可否认,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文学趣味、思维方式乃至精神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在鲁迅的小说里看到浙江的风俗文化,在沈从文的笔下触摸湘西的独特风情,至于像莫言构建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也早就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但是,能像陕西文学这样以一个省域范围来构建的“文学版图”,其实并不多见。

      因为,即便是在一个省内的作家及其作品,往往也有较强的差异性。比如,我们很少听到“山东文学”这个概念,即便在所谓的“北京文学”“广东文学”内部,也是风格迥异,绝非“铁板一块”——但是,陕西文学却经常被当成一个整体的概念而提出。这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陕西文学具有很强的、很明显的精神传承脉络,甚至连作家的年龄序列都能前后相继,有一个很清晰的传承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陕西文学有柳青、杜鹏程等知名作家,写下了《创业史》《保卫延安》等经典的红色文学。在“十七年文学”(1949年—1966年)的历史脉络中,这一批陕西文学作家是以强烈的革命叙事与想象而留名的,尤其是《创业史》这样的经典作品,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大作,也是后世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征候的重要文本。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也早已蔚为大观,其中最关键的理解路径,就是这些红色文学不仅图解了一些政治政策,它们与当时国人的“情感结构”也密切相关。因此,即便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文学技法可能不够“先锋”,但它们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与对时代精神的理解而获得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显然是路遥。《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两部作品都早就成为时代的经典之作,路遥的作品延续了之前陕西文学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风格。这个风格在文本里,一个是表现为题材十分“接地气”,关注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下的跌宕命运,另一个关键表现则是写法上比较保守,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先锋文学已经成为文坛“时髦”的时候,路遥依然用最中规中矩、朴实无华的叙事方法来创作《平凡的世界》。即便文坛喧哗热闹,但陕西文学似乎一直坚守着从延安文艺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路径,如同这些作家脚下的那篇黄土地,看起来并无惊人的风采,却有着最扎实最勤勉的文学实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老一批陕西作家的去世或淡出,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全面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一度引起关注的“陕军东征”现象。1993年,《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发表文章《“陕军东征”火爆京城》,让整个文坛都注意到了陕西文学的最新动向——《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和《热爱命运》五部小说在这一年被推出,这种“集体亮相”的方式,在文坛上已经许久没出现了。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当属贾平凹《废都》与陈忠实《白鹿原》。前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也让贾平凹一度走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上。直至今天,《废都》依然是我们了解上世纪90年代文学史与文化现象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文本。

      这并非因为《废都》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超越他者,其实《废都》中不乏各种粗糙之处,一些内容对女性读者似乎也不太友好。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废都》的背后正是那个浮躁的年代,当中国社会猛然进入商品经济大潮后,传统的文化理想与人文关怀渐渐失落。《废都》正是那个历史特殊阶段的精神征候,虽然文本中不乏各种夸张乃至荒谬之处,但其文学冲击力与文学史上的“铭刻”痕迹,却是其他作品难以具备的特点。

      从这一点上看,从《废都》开始,陕西作家的视角不再局限在乡土的世界,城市的光怪陆离与灯红酒绿,也成为作家们书写的重要对象。只是这些叙事的视角,往往依然延续着过去的“进城”叙事——这就不同于真正的城市文学,而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审视”城市问题,这更像是转型时代特有的“进城”叙事路径。与此同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处理历史叙事的方法也与之前的红色经典很不一样,更具“再解读”风貌与人性关怀的历史观。当然,与之前的革命叙事一脉相承的是,它依然始终关怀着充满苦难与泥泞的土地,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在陕西文学中依然存在。

      ▎地域文学的突围之路